安徽癌症假药 聊城抗癌假药案案例分析

近年来，中国医疗领域发生了两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假药"案件安徽秦才东自制抗癌药案和山东聊城抗癌假药案。这两起案件都涉及医生或科研人员为癌症患者提供未经官方批准的药物，展现了法律规范与生命救治之间的复杂张力。以下将从案件背景、法律定性、社会反响和制度反思四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安徽秦才东自制抗癌药案

案件始末

秦才东，1963年出生于安徽马鞍山，牛津大学博士，因父亲患癌去世而开始关注癌症治疗。2021年，他自主研发名为"博狮组合物"的抗癌药物，该药物由三种不同味道的液体组成(偏酸、偏咸和无味)，首先用于治疗自己患癌的母亲。据患者反馈，该药物对缓解症状和改善指标有一定效果。

随着口碑传播，求药者日渐增多。秦才东最初免费提供药物，后转为"互助模式"：患者缴纳数万元互助金(经济困难者仅需几百元)，可终身获取药物；若停用或患者去世，互助金全额退还。截至案发，他已寄出约2万份组合物，长期服用者约300人。

2021年12月，一位患者因药物简陋的包装(矿泉水瓶装且带有化妆水标签)怀疑受骗而报警。2022年3月，秦才东因涉嫌生产、销售假药被捕。庭审中，116名患者提供证词，54组体检报告显示肿瘤有变化。专家认为该药物未经规范程序实验，可能危害健康。2022年12月，法院以生产假药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案件争议焦点

秦才东案引发了关于"假药"定义和民间科研空间的广泛讨论：

1. 药物有效性争议：患者证言显示药物有一定效果，但缺乏正规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一位患者在请愿书中写道："没有秦医生的药，我三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包装与资质问题：药物无生产许可、完整包装和使用说明，用矿泉水瓶分装，明显不符合药品管理规范。

3. 收费性质认定：检方将"互助金"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支持者认为这是维持药物供应的必要措施。

二、山东聊城抗癌假药案

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山东聊城肿瘤医院陈宗祥医生向晚期癌症患者王合禹推荐了印度仿制抗癌药"卡博替尼"(Cabozantinib)，并将药名写入医嘱。由于患者无法自行购得，陈医生介绍了曾购买此药的患者家属王清伟。王清伟将自己未使用的1瓶转售，又通过代购段恒真另购1瓶，共获利784元。患者服用后初期效果良好，但后期出现呕吐、厌食等反应，于2018年11月去世。

患者女儿王玉青在父亲去世后将药物送检，聊城市食药监局认定该药为"假药"(因未获中国批准进口)。2019年2月，山东卫视以"主任医生开假药"为题报道此事，引发舆论哗然。警方调查后发现：

2019年3月，警方认定陈宗祥行为虽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终止侦查。

案件关键争议

1. "假药"的法律定义：该案中的"假药"是指"未获批准进口的真药"，而非成分造假。卡博替尼在美国是合法抗癌药，适应症包括肾癌、肝癌等，但对患者所患膀胱癌可能"不对症"。

2. 医生动机与后果：陈医生表示推荐目的是"延续患者生命"，且初期治疗有效，患者家属曾欲送锦旗。患者去世后，家属才提出万元赔偿要求。

3. 媒体报道影响：山东卫视报道被指片面使用"假药"等敏感词，未充分说明药物性质和医生无牟利情况，加剧了医患对立。

三、两案比较分析与法律审视

共同特征

1. "假药"定义困境：两案中的药物都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假药"(未经批准)，而非"实质假药"。秦才东的药物虽简陋但可能有一定效果；卡博替尼则是国外合法抗癌药。

2. 救助动机与法律后果的冲突：当事人均出于救治目的，但面临法律制裁。陈宗祥被终止侦查但仍受行政处罚；秦才东获刑但缓期执行。

3. 患者群体的支持：两案都有大量患者为当事人求情，反映癌症患者面临的正规治疗困境。

差异比较

1. 药物来源：秦才东药物为完全自主研发；聊城案涉及的是印度仿制药，有原研药参照。

2. 涉案人员背景：秦才东是科研人员；陈宗祥是正规医院执业医师。

3. 法律定性：秦才东被认定构成犯罪但因情节轻微获缓刑；陈宗祥行为被认定不构成犯罪。

法律适用分析

根据《药品管理法》和《刑法》相关规定：

四、案件启示与制度反思

医疗体制困境

1. 抗癌药可及性问题：正规抗癌药价格高昂且医保覆盖有限，迫使患者寻求替代方案。卡博替尼在国内未上市，而类似秦才东的"组合物"满足了部分绝望患者的需求。

2. 临床急需用药渠道不畅：虽然我国已建立"临床急需境外新药"绿色通道，但审批流程仍较长，许多患者等不及。

法律与社会治理建议

1. 完善"假药"认定标准：应区分"成分造假"和"程序违规"，对后者设置更合理的处罚标准。

2. 建立特殊情形豁免机制：对末期患者使用未经批准但有一定疗效的药物，可考虑建立医生免责条款。

3. 规范媒体报道：医疗纠纷报道应客观全面，避免使用"假药"等误导性标签激化矛盾。

患者自我保护建议

1. 证据保存意识：保存药品包装、医嘱记录等，如聊城案中患者最初缺乏证据意识。

2. 正规渠道购药：通过医院或正规药房获取药物，警惕"神医""特效药"宣传。

3. 理性看待治疗预期：癌症治疗需科学规划，避免病急乱投医导致财产健康双损失。

这两起案件折射出我国医疗体系转型期的深层矛盾如何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为创新和患者急需留下合理空间。正如一位法律学者所言："当法律与生命救治发生冲突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冰冷的条文，更要有温暖的智慧。"未来改革需要在严格监管与人性化考量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