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退休制度的通知（院士退休有什么规定）

中科院院士的退休年龄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以来，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动这一改革。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关于院士退休的具体政策仍未正式落地实施。

自2010年以来，关于“院士”的议题在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评上院士带来的巨额奖励，地方对院士的高薪招揽，以及院士数量对课题资源的影响，这些话题如同风暴般不断涌现。在这其中，院士的退休问题更是成为焦点之一。

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院士们难以退休？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例如，“中国唯一获准退休院士”秦伯益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秦伯益院士在坚持下，最终在2005年得以退休。并非所有院士都能如此坚决。有些院士因为种种原因，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这其中既有院士个人的因素，也有单位挽留的原因。

对于某些单位来说，院士的存在是他们的一种荣誉和资源。一位北京林业大学的前校长、工程院院士沈国舫想要退休却未能如愿，因为他在学校被视为“旗帜”。对于年过古稀的院士们来说，他们的心境是复杂的。有的院士担心退休后无所事事，有的则认为自己仍然有能力继续工作。正如秦伯益所言：“我看有的老同志心里是很苦，觉得一生就是做科学研究的，怕退休以后没事干。”

对于那些愿意退休的院士来说，退休并不意味着结束。相反，他们可以在退休后继续为研究所争取课题项目，他们的影响力依然存在。王占国院士表示，退休了仍然是院士，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这种观念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认为这对培养年轻人有好处。

我们也必须看到，院士退休制度的落实存在许多障碍。除了院士个人的意愿外，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年过古稀的院士担心退休后待遇不明，这成为他们犹豫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单位对院士的依赖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也是影响院士退休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院士退休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改革。我们需要明确院士退休后的待遇问题，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也需要尊重院士个人的选择，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退休。正如一位中科院院士所言：“如果单位通知我办我就办。”我们需要理解并尊重这种选择。

院士的退休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改革。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尊重院士个人选择，又能满足社会需求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才的流动和年轻人的培养。在2017年8月的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与多位院士共同了一个重要议题院士退休后的待遇与规划。这些行业泰斗普遍认为，院士退休后的待遇应当由单位和社会共同决定，应充分考虑他们在科研领域的卓越贡献，确保待遇不低于在职时的水平。对于那些为国家科研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资深院士，如胡文瑞院士所提议的，对于最早一批的院士，国家应当给予特殊安排，如同对待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时期依然健在的英雄们一样，让这批国宝级专家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关怀与尊重。

除了待遇问题，如何发挥退休院士的潜力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工程院院士胡思得所在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已经就此展开讨论。院里有多位达到退休年龄的院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状况良好，精神饱满，仍愿意继续为科研事业贡献力量。关于院士返聘的问题，每个单位的态度都较为谨慎，国家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事实上，对于院士的退休规定，国家在2015年已经要求70岁以上的院士必须退休。对于退休后的安排和是否返聘，国家尚未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这引发了一些担忧，比如何庆所服务的那位院士所担心的那样，如果退休后不能得到相应的支持和保障，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成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许多像马洪琪这样的院士认为，人才管理部门应该深入研究如何发挥好70-80岁院士的潜力，让他们继续为国效力。他们指出，这些资深院士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一刀切的退休制度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一些仍在紧张工作、出成果带学生的资深院士来说，他们退休后并不会停止工作。如何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待遇，是人才管理部门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对于院士的退休制度，既要保证他们的待遇和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国家科研事业继续贡献力量。这需要单位、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和措施来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还需要珍惜这些资深院士的智慧和经验财富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