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生动手能力缘何滑坡

随着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临床医学生的期望也在逐渐提高。近期一些关于临床医学生实践能力下降的议论引发了广泛关注。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年轻医生是不是越来越不会看病了？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上，众多专家和记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

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表示，必须认清医学教育本身是一个不断学习、成熟的过程。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培养出刚出校门就可以包治百病的医生。与过去相比，当前的临床医学生在实践能力上确实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临床操作技能、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等方面。

柯杨强调，要保证临床实践的质量和效果，就必须在学制上给予学生充足、规范的见习、实习时间。例如，在临床医学5年制的课程设置中，至少应保证2年的时间用于临床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临床见习、实习。目前一些学校由于扩招等原因，无法保证本科生的临床实践时间。对于医学生至关重要的毕业后教育，在教育改革中也出现了概念上的模糊和形式上的多样化。

柯杨介绍，目前我国的临床医学毕业后教育主要包括住院医规范化培训、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以及长学制的后期临床实习等形式。这些形式虽然起点与终点一样，但要求却不够明确。尤其在后两种形式中，学生以住院医生身份进行临床实践，但学校及导师对于临床实践内容和时间的掌握不一，导致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参差不齐。

一些专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尽管教育部和卫生部给出了实践能力的考核指标以及教学大纲，但由于政策性不强、实际操作层面不重视，这些标准越来越“形同虚设”。医学教育的本质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此为出发点。专家们提出，统一临床医学生的培训年限和内容是当务之急。

曾益新等专家建议，将当前住院医师培训规范化制度与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双轨合一”，明确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就是临床技能训练。解决好“临床专业学位培养”研究生以及临床医学长学制后期实习学生的合法执业身份和考核准入问题也是当务之急。

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生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资源的匮乏。如实验动物、大体（遗体）老师、标准病人等教学资源随着医学生的增多而供不应求。王维民表示，患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和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也给医学生的临床实践带来了挑战。

柯杨呼吁患者理解临床医生的成长过程。他强调，临床医学生的培训过程都是在带教老师严格的指导下进行的，学生的实践操作也会由易到难，由小到大进行，绝不会盲目地“用病人做实验”。他同时指出：“虽然当前的医学教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临床医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教学医院：传承与创新的医学教育摇篮

随着医学教育的深入发展，教学医院的作用愈发凸显。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8年制的培养模式和效果在业界备受赞誉，但其高入学门槛、小规模办学及百年积淀难以被复制。对此，专家们普遍认为，协和的医学生是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熏陶出来的，特别是在学制内和毕业后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表现得尤为出色。

协和的优秀传统之一是“人人好为人师”。这里的医生们自觉地把培养学生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早已习惯随时随地向身边的实习生传授疾病的发病机制、鉴别诊断和处理方法。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医学生的成长，更是一种优秀而有效的教学文化。这种带有一定理想色彩的教学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临着教学热情被影响的挑战。医疗行业的盈利性与教学投入的无功利性之间存在矛盾，导致真正达标的教学医院明显不足。

柯杨坦言，教学医院作为医学教育链条的下游，无论是对于学制内教育还是毕业后教育，都是教育的最关键部位。目前大多数教学医院都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医生的生存压力巨大，医院的教育功能作为公益性任务投入不足。大多数教学医院只能依靠传统的带教责任和医生的个人责任心来进行医学教育。相较于其他繁重的工作任务，教学任务的无功利性容易导致其被忽视。

当前，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的职称评定体系主要以论文等级和发表数量为硬性考核指标，这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老师对学生实践能力教育的投入。柯杨提出改善职称评定体系、鼓励医生投入教学是大学人事管理的重中之重。而曾益新则提出，在现有国家政策下，严格审核教学医院，建立临床医师带教的准入制度，对其教学工作量和带教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并与绩效工资及职称晋升挂钩，同时建立良好的教学激励制度，或许能有效解决当前的问题。

教学医院不仅是医学知识的传授场所，更是医学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期待教学医院能够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为医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国家和社会应给予教学医院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为医学人才的培养创造更好的环境。